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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子弹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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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子弹飞

    两个多小时的电影,我的眼睛却在不断地瞟屏幕右上角的时钟。七点半,好开始。八点半,眼睛耳朵有点不够用了。九点,大脑快要瘫痪,完全失去自主思考的能力,只能被电影里的人牵过来牵过去,觉得自己从头到尾上了个大当。九点五十,终于落幕了。终于黑掉了。视线终于可以放空了。耳朵终于可以在舒缓的片尾曲中休息了。这简直是在跟自己较劲。

群体的本能不会改变,他们需要的是手握强权的领袖,他们不需要的是改变旧的生活状态与观念。

    互联网上的有关讨论如意想中的一般激烈。而自己也如意想中的对这部电影仅仅吸收了不到两成。果然还是姜文。大年三十晚上看太阳照常升起,前半段足足跟堂弟一起吃吃笑了有一个小时,两个人给电影里的疯言疯语逗得束手无策得只有傻笑。坚持看到结尾却也如今晚一样,隐约觉得隔在眼前的窗户纸似乎是被人拿涂了唾沫的手指头轻轻划过,藏于其后的景象隐约可先,却总不会让你清清楚楚痛痛快快地看个明白。

北洋年间,南部中国。这是《让子弹飞》在片头给出的背景。一座被水隔开的鹅城,仿佛一个绝佳的寓言地,官僚、土匪、乡绅、恶霸们,一个个粉墨登场,上演着阴谋阳谋勾心斗角的戏码。斗到最后,恶霸就死,英雄远走,剩下的东西都被群众们像海绵吸水一样的吸了进去,干净得好像一切都没发生过。而在这座城里,有一种最无力和最暴力的力量,有一个最被忽视也最占分量的角色,那就是群众,广大的鹅城百姓。

    这样的电影只能留待以后慢慢的细细的多看它十遍八遍,也许才能对得起姜文那颗非同寻常的大脑。

 一

《让子弹飞》里的鹅城被蓄意的封闭为一座孤城,虽是一城,恰似一国,是一块研究群体心理学的极佳实验田。

何为群体?《乌合之众》里简言之:“许多人凑在一起,就叫群体。”1在《让子弹飞》中有许多个群体,如张牧之手下的麻匪群体,黄四郎手下的恶霸群体,还有鹅城两大家族为代表的乡绅群体,而这每一个群体,都依附百姓这个最大的群体而存在。《让子弹飞》的故事,就是大群体之上的小群体斗争,谁掌握了百姓这个最大的群体,谁就能赢得最后的胜利。

当张牧之带着兄弟身骑白马来到鹅城外的时候,最先迎接他们的就是百姓群体,这个群体以一群化着艺妓妆容进行着大鼓表演的女人的形象出现,有一种荒诞而庄重的仪式感,颇符合电影的气质。表演大鼓的女人后面,整齐的站了一排乡绅打扮的人,在整个表演过程中,他们一直九十度俯身,卑躬屈膝,奴颜尽现,而这种奴颜不只为了新来的县长,也为了黄四郎的一顶帽子。

这一场戏给鹅城里的群体排了一个位置,最高处是黄四郎,其次是乡绅,最低层是百姓。乡绅们虽然对着黄四郎要低头,但至少能穿上长袍短褂,比那赤裸上身的老百姓们高出许多。张牧之代表的官僚群体(虽是假官),因为是外来货,能混到哪个层次要靠自己的本事。

到鹅城不久,熟悉官场之道的汤师爷立即摸清了鹅城的状况,并传授给张牧之——“县长上任,得巧立名目,拉拢豪绅,缴税捐款,他们交了,才能让百姓跟着交钱,得钱之后,豪绅的钱如数奉还,百姓的钱三七分成,七成是人家的,能得三成还得看黄四郎的脸色。”

这一番话鲜明的道出了鹅城的群体结构,以“缴税捐款”为手段,百姓之上附有三层吸血虫,黄四郎独立于金字塔顶端。张牧之作为假官僚、真土匪,又具有强烈的个人英雄主义情结与革命精神,当下就决定要破坏这个长久以来稳如磐石的结构。

要做到这些,他的对手是结构顶端的黄四郎,也就是百姓这个群体的“群体领袖”。

 

    抛却戏里的真真假假先不说,我也许看懂了一句话。让子弹飞一会儿。张牧之说鹅城的百姓对黄四郎是怕中有怒,他要把这个怒给引出来。啪啪啪的几声枪响是豪放又爽快,却迟迟不见目标倒地。众人有些沉不住气,张却气定神闲:让子弹飞一会儿。——愤怒总是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累积才能爆发。

 “有群体的地方,就有领袖。不管组成群体的是人还是动物,也不管他们为什么聚在一起,只要他们组成了群体,就会弄出一个头领,并且本能的让自己处在他的统治之下。”2

在《让子弹飞》这个故事的开端,黄四郎是鹅城毫无疑问的“群体领袖”。

在鹅城这个地方,黄四郎以其几代打拼的财富和自身的心机手段成为一方恶霸。在张牧之的眼中黄四郎是恶霸,在鹅城人的眼中,黄四郎却是鹅城的天。他们被黄四郎压迫,对他既敬畏又害怕,但在心里,却已然接受了黄四郎的存在,绝没有半点反抗的意思,反之,如果有人要和黄四郎作对,他们反而会厌恶这个人。

张牧之让六子去砍掉冤鼓上的藤蔓,冤鼓滚到街上,引发了卖凉粉的与黄四郎手下武举人的冲突。武举人殴打卖凉粉的人的过程中,代表了百姓群体的那些赤裸着上身的青年们一直在欢呼,县衙大堂内,卖凉粉的不敢承认自己被打,百姓们蹲在角落小心的观看。直到张牧之摆出了枪,事情才得以解决,百姓们马上屈膝跪倒,高呼“青天大老爷”,张牧之对天放枪,强行让他们站了起来。

现代心理学认为,群体是相当愚昧,而且靠不住的。群体有一个鲜明的特点,他们永远不会同情弱者,哪怕“卖凉粉的”是他们群体的一分子,一旦表现出了软弱可欺,他们只会嘲笑并落井下石。反之,“群体永远都在渴望着强权”3,武举人所代表的黄四郎的权威,他们谁也惹不起,便俯首贴耳的服从,甘作奴才。

张牧之以县长身份出现的时候,没有人看到他的力量,武举人态度傲慢,百姓们也看戏似的躲在一旁。当他拿出了枪,便立即显示了“强权”的一面,于是鹅城百姓便为他下跪,他们跪的不是“县长帮卖凉粉的伸了冤”这件事,也不是张牧之心中的“公平”,他们跪的是枪,他们像一切低等级物种的条件反射一样,对“强权”弯下了膝盖。

面对百姓的下跪,张牧之以一种特有的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制止了他们,并告诉他们,自己来到鹅城只为了“公平”。然而,百姓们只是在膜拜“强权”,没人管他在说什么,也不知“公平”何意,话音一落,又全都跪倒了,张牧之只能再次鸣枪让他们起来。群体是一种没有自我意识的动物,他们起来、跪下,都只为了枪声。

因而,张牧之的“公平”理想就像一记凭空抛出去的媚眼,没有人接。

 

    温水煮青蛙的事例众所周知。只是人理所当然要比青蛙强大的多。起码温水于青蛙是一种直接的会带来惬意的舒适。而人在任何压迫面前,在任何暴戾面前往往会首先选择压抑自身的本性,掩了耳目地将种种不幸化为幸,还想着再忍忍,忍一会儿就过去了,忍一会儿就习惯了。这一会儿,若是放在一个人身上也不过是为这世界徒增一条麻木悲哀的性命罢了;可若是放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身上,则将是一场漫长而深刻的悲剧。

张牧之这个角色在《让子弹飞》里的身份是一个土匪头子,但实际上,他扮演的是一个个人英雄。所谓“个人英雄情结”,即以一已之力救天下人,古今中外都一样。

“鹅城”是一个比拟现实的环境,而“个人英雄”是理想中的存在。两相冲突,张牧之的“英雄理想”似乎更近于“空想”。从指挥六子砍下冤鼓上的藤蔓开始,他就存了想要改造鹅城,“救鹅城百姓于水火”的心。而他的英雄悲剧,也自此始。

最大的空想之处在于,张牧之想要改造鹅城,鹅城百姓却一丁点也不想被张牧之改造。“群体对一切传统事物、传统制度,都有着绝对的迷恋与崇敬;他们对一切有可能改变自身生活基本状态的新事物,有着根深蒂固无意识的恐惧。”4换句话说,在张牧之眼中被压迫被剥削的苦难,鹅城百姓过得很习惯。他们迷恋传统,并不因为自己吃不饱穿不暖就要冒险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因为在群体的眼中,传统就代表着安全,数量就代表着正义。

张牧之要为民伸冤,并没有得到效果,反而六子因为急着验证“公平”而剖腹自杀,英雄死于英雄主义,葬礼上没有一个鹅城百姓。张牧之以“缴匪”为名拿到了两大家族的钱,作主发给鹅城百姓,自己享受到了当“上帝”的乐趣,百姓们依然是一潭死水。

“我们始终认为,一种正确的观念很容易被接受。然而事实上并不是这样。”5即使是非常浅显的观点,如果超出了传统观念的认知,也很难以被群体所接受,因为群体对保守存在异常的偏执。从伸张“公平”到给百姓发钱,都是张牧之自身的理想主义作祟,百姓们没有给也给不出反馈,因为从他们的脑袋里,完全感受不到张牧之想要传达的东西。

张牧之把改造鹅城的希望寄托在鹅城百姓身上,这个方向是对的,但是方法错了。因为群体是低智的,群体是不可依靠的,把希望寄托在群体身上就好像把希望寄托在原始人身上一样,绝对起不到一点作用。但是,群体又拥有强大的力量,群体是可操纵的。掌握了群体的心理特征,就可以操纵群体,就像指挥老虎跳火圈。

在失去几个同伴后张牧之才明白这一点。然后,他掀起了一个小小的“鹅城起义”——一个完美的群体操纵游戏。

 

    那一番大张旗鼓的鼓动最终却只换来五十只摇头晃脑的蠢鹅的跟随。张牧之说明白了,谁赢了他们帮谁。我的眼前顿时浮现出鲁迅小说中那群围观斩首的像鹅一样伸长了脖子瞪大了眼珠子的中国人。讽刺二字顿入脑海。原来这就叫鹅城。所有的百姓都有鹅一样的德性。扎堆,呆滞,眼见同伴的死亡也照样无动于衷甚至还要围观的麻木。有难我不当,有福大家抢。这是一个叫做中国人的种族的刻入骨头里、融进血液里的耻辱。

“鹅城起义”是影片的最高潮,既寓言化,又充满了真实感。

张牧之得到了钱,却带着黄金白银和万民伞回到了鹅城,一心要除掉黄四郎。依然是非常仪式化的出动了化着艺妓妆容的打大鼓的女人,她们和仅存的几个麻匪们高唱着口号,挂出了必杀旗帜——“县长要斩黄四郎,谁人不想斩黄郎。拐卖壮丁贩烟土,杀了五任好县长。一成白银送你手,九成真金黄家藏。帮德发誓三天内,除暴安良祭老汤。”

群众是一个没有思维能力的群体,他们只接受最简单的观点。

动员群众的手段之一是简洁有力的断言。“县长要斩黄四郎”就是简洁的断言,没有前因后果,简单的摆出事件。“谁人不想斩黄郎”的目的则是在群体中进行情绪传染,这一点在后面还要通过别的手段达到。接下来“拐卖壮丁贩烟土,杀了五任好县长。”是对黄四郎的罪行认定,强化行动的正义性,煽动群众情绪。“一成白银送你手,九成真金黄家藏。”是对群体的利益许诺,群体虽然能够表现出非常无私的一面,也很容易被利益所诱惑。最后一句“帮德发誓三天内,除暴安良祭老汤。”对前面的所有做出了总结,简洁的给出时间界限,证明不是空头支票。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张牧之自己也知道,胜算只有三成。百姓们虽然拿走了他发的银子,但都在观望。他们什么也不敢做,因为鹅城最大“强权”的拥有者依然没有变,无论如何,他们只服从于“强权”。于是黄四郎派出了马车,他们只好一声不吭,把银子都交了出去。这个时候兄弟们问张牧之胜算还有多少,张答曰六成,因为他勾出了百姓心中的怒。

群体是非常情绪化的。鹅城百姓心中的怒虽然一直存在,但要有意识的勾起,去刺激它,才能转化为引发群体冲动的导火索。张牧之发银子,给了鹅城百姓对未来生活状态的许诺,部分消解了他们对于新事物的恐惧;黄四郎收银子,一方面打破了这种希望,另一方面提醒了鹅城百姓他们处于任人宰割的被压迫地位。怒,就成功的被勾起了。

黄四郎收走了银子,张牧之发下枪,胜算又多了一成。鹅城百姓拿走了枪,就拥有了发泄愤怒的武器。然而,怒气和武器都有了,张牧之和兄弟们还是没有得到鹅城百姓的支持。黄四郎称霸鹅城多年,积威极盛,一朝一夕之间,没有人相信有人能打败他,群体的本能是欺软怕硬,他们在等结果出来:谁是软,谁是硬?

按硬实力,张牧之确实是“软”,但是他通过杀死黄四郎的替身制造了“硬”的假象。挥刀斩下替身人头,一时间,民众沸腾。这一刻,黄四郎已然败局。

“当群体感受到自身的力量感与破坏性后,并把这种力量与偏执结合起来时,群体就有了专横的性质。”6 张牧之所做的事,就是在群体心中瓦解黄四郎的“强权”形象,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与强大,加上之前对愤怒情绪的引导,群体一触即发,立刻变成了拥有极大破坏力的暴力群体。实质上,黄四郎的力量没有改变,鹅城百姓的力量也没有改变,张牧之仅仅是通过对群体心理的操纵,就完成了这次“鹅城起义”的点火。

 

电影中“鹅城起义”之后,张牧之完成了“没有你对我很重要”的革命理想,但身边的兄弟却离他而去,最终只能孤身一人离开了鹅城,如同一个悲情英雄。而鹅城百姓在这一场革命后,除了瓜分黄四郎的财产,没有更多的改变,仿佛可以想见的,不久以后,他们依然会回到以前的轨道。

鹅城倒下了一个黄四郎,依然会崛起下一个,因为群体的本能不会改变,他们需要的是手握强权的领袖,他们不需要的是改变旧的生活状态与观念。永远有恶霸来欺压群体,永远有英雄想要解救群体,群体依然是群体,是沉默而愚昧的大多数。历史不断重复,谁也没有改变谁,说不清是恶霸与英雄玩弄了群体,还是群体玩弄了这些“自以为是”的英雄与恶霸。

 

注释 1-6 :摘自《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法)古斯塔夫▪勒庞 著,戴光年 译,新世界出版社2010年版。

    让子弹飞,不要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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